丁宝桢有历史原型吗

丁宝桢督川以前，四川井盐实行场产地)岸(销地)挂钩，计口行引(官发运销凭证)的运销制度。咸(丰)同(治)以降，川盐榷额高达 200 多万两，与田赋并为四川地方财政收入之大宗。但是由于边岸在战乱中废弛，楚岸又遭淮盐重占，各岸私枭四塞，商困岸疲。因易而为改代改配。官吏藉此婪索，商人遂违禁加斤。官以得其使费，明知之而故纵之，以致一引(200 斤)行两引之盐，毫不知惧。其结果是造成“引张因之日滞，课税因之日绌”。仅以四川销云南、贵州两省的引课而言，迄止1877年，“边引积滞至八万七千余张、羡截积欠一百三十六万六千余两”。

为了消除川盐运销积弊，保证清廷的财政收入，丁宝桢于 1877 年经清廷批准后，开始废除商运商销制度，实行官运商销制度。其办法是：“于泸州居中置官运总局，于井灶所分置厂局，于各岸分置岸局。厂局就井灶籴盐，授之岸局。岸局受粜之商人，凡黔边额引，皆令盐道移交总局。并清查以前各年积引，以次带销，配运出纳，皆管其权于总局。又于总局置裕济仓以平价;置大盈仓，以受各局之转输。于厂局外设押运委员以转运，于岸局外设分卡以查验，其引课、税厘皆销纳于成本中。”又从藩库、盐库、川东道、夔州府各关厘税，借银50 万两，作为官运局的运本。自 1878 年初开始，黔边岸、滇边岸、楚计、边计岸先后改办官运。官运制度实行后，又遭朝野人士的蜂起反对，认为“官运盐务利少弊多”，并指责丁宝桢“盐务出纳不实”。经有关部门查核，官运办理1年，成效显著，“核计边计各额引张全数销清、复带销积引至一万余张，所收税羡截厘及各杂款至一百余万两。”然而清王朝吏治腐败，积重难返，官运制度后来又成为四川盐法上的一大赘疣。因此，丁宝桢改革川盐运销制度终于失败。